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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来法拉第办公室之前，韦伯已经和他做过了交流。
看着有些低迷的老友，法拉第亦是表情沉重的摇了摇头。
韦伯在十多年前曾经搞过一波事儿，具体情况差不多就是教授版本的公车上书，他和另外六名教授被并称为哥廷根七君子。
这波德意志版本的公车上书最后以失败告终，因此在1837的时候，韦伯就失去了教职。
后来他通过好友的关系，被莱比锡大学聘为物理学教授，代价则是每堂课都要被人监督记录言行。
到了1848年，德意志革命爆发，连莱比锡大学都保不住他了。
他在各自政治博弈下被调任做了哥廷根天文台的台长，并且一直干到了1870年退休。
同时受韦伯影响，基尔霍夫的日子也过的极其不安定：
他在柏林大学当了三年助教，因为韦伯的原因，第三年初被解职。
今年1月到了布雷斯劳做临时教授，绩效甚至超过了院内首席，但上个月又因为韦伯的缘故被炒了鱿鱼。
按照历史轨迹。
基尔霍夫要这样一直漂泊到1854年，才会由化学家本生推荐任海德堡大学教授。
因此在发生了这一次历史上并不存在的电磁学大佬线下团建后，韦伯便想到了一个办法：
把基尔霍夫交给法拉第吧。
或许一开始，基尔霍夫会因为文化差异而有所不适。
但长远来看，剑桥大学显然是个不错的栖身之所。
法拉第显然知晓老友的难处，听完韦伯的话，他只是稍作沉吟，便痛快允诺道：
“没问题，这事我交给我吧，我抽空去找惠威尔院长一趟就行了。”
“不过古斯塔夫，你的英文要尽快提升一下，最起码一些专业术语要能表达清楚。”
基尔霍夫连忙点头：
